我的家乡是中部地区的一个普通村庄。这几年回家，发现一次性餐具日益普及。无论是过年过节亲友聚餐，还是酒席宴会，一次性碗筷绝对是重要的主角。一次性餐具在农村的普及，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加剧了农村环境污染。这已经是一种常识。因此，起初我也很少意识到一次性餐具在农村普及的背后，是否有更多有趣的问题。近几年来，经过在全国多个地方的调研，发现一次性餐具进入农村的程度具有差异性。这些差异，激励着我进一步思考。我逐渐意识到，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之必需品的餐具，实际上承载着一种伦理意义。因此，一次性餐具普及的背后，也反映了村庄的人情世故之变迁。
一
一次性餐具进入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主要是以办酒席为契机。小时候，我清楚的记得，谁家若举办酒席，在之前的好几天就要开始张罗 ，尤其是到邻居家借碗筷等物品。借来借去总归是麻烦的，为了偶尔的一次酒席而专门去买显得又不划算。一次性餐具的引入，便极大的解决了这个麻烦。办酒席既不用四处筹借餐具，也不用为洗碗耗费精力，当前农村的厨师班子事实上也顺应了这个趋势，乐得一些清闲。
一次性餐具，主要是因为其简单方便而为酒席所采纳。这体现了农民的实用主义态度。但是，在这种实用主义的逻辑背后是否还有着另外的意义呢？
这几年，每次回家，吃饭的时候，即便只有父母和我三个人，他们都会特意拿出家中常备的一次性碗筷，分发给我。父母则仍然使用家里的碗筷。在这个场景中，实在很难想象父母会为了少洗一两个碗而让我使用一次性碗筷。事实上，在他们看来，为我提供一次性碗筷，是出于卫生与洁净的考虑，在这种考虑之中，透露出对我的一种重视和尊重。一次性碗筷形成了一种区隔，隔开了我与父母。一次性碗筷，被赋予了洁净的象征，与此相对照，家中的碗筷则显得不洁。
一次性餐具的商品性特点更为纯粹，它未被使用，也因使用而终结自己的使用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不同于家庭中的其他餐具，它们因被反复不断的使用而刻写着家庭生活历史的印迹，从而成为颇具个性化的物品。因此，所谓的“不洁”，或许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没有洗干净，而是应该看到“不洁”所内在的社会意义，即不洁是就餐具的属人的特性而言的。
二
吃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吃的文化，既涉及到吃的内容，还涉及到吃的方式和仪式。分家的核心要义在于分灶，以及锅碗瓢盆。一个独立的家庭首先是一个共食的单位，是一个饮食共同体。同时，吃也是农民社会交往之一部分。生命中的仪式性场合，无论是出生、还是红白事，一个重要且共通的环节就是吃酒席。从餐具来看，中国的饮食文化实际上是公私不分的，聚餐，就是要进入饮食共同体的私的特殊性之中。这种饮食习惯，在现代医学的视角下固然存在卫生问题，却一般不为中国人所考虑。餐具的公私不分，才使得吃在中国具有更强的共享性，过年过节，在不在谁家吃饭，端不端谁家的碗，便成为人们非常在意的问题了。
一次性餐具在农村的普及，冲击了农民的就餐仪式，进而冲击了农民传统的卫生观念。聚餐仪式的道具已经在逐渐发生变更，在一些公共性较强的场合，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替换，不仅一次性餐具，连带一次性桌布所形成的就餐场景，在简化就餐过程的同时，也改变着农民的认知模式和饮食伦理，公私不分的聚餐仪式瓦解。
或许，一次性餐具起初之所以能进入农村，是因其能够较大的化解举办酒席之不便。当一次性餐具携城市化与现代化之势进入农村，便不可避免的改造着农民的文化心理。一次性餐具在农村的日益普及，即从仪式性场合进入到日常性场合，不仅表达为消费及其后果——环境污染问题，而且也折射出当前中国农村的社会转型。
如我父母所认为的，一次性餐具相比他们日常使用的餐具而言更为卫生，此处，卫生更应该从社会学的层面来理解。对于客人而言，由于长期并不与父母共享家庭饮食生活，因而并不属于这个饮食共同体。即便是作为儿子的我，由于长期在城里生活求学，也不再属于这个饮食共同体。因此，家里的餐具与我之间的关联弱化，我因此成为一个“外人”，一个“归乡客”，成为与其他客人性质相似的存在。一次性餐具因其纯粹而无“私”的特性而被赋予“卫生”的期待，反而成为“礼”的媒介。
礼因为借助于纯粹的商品化的物品作为媒介，而表现为“礼貌”与“客气”。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乡土社会的礼，而是融合了现代陌生人社会的逻辑。按照乡土熟人社会的逻辑，对自己人是不用讲“客气”的，也不会存在对餐具的洁净与否的自觉。使用一次性餐具（若那时有的话），毋宁说是“见外”的体现。食物的共享，首先也是餐具的共享，过年的时候，父母劝长辈们到家里吃饭，诸如“都好几年没有来端我们家的碗了……”是比较常见且固定的说辞。聚餐仪式的目的，在于克服距离感，使就餐者融入到（即便是暂时的）一个共同体之中，从而达到强化情感的目的。
一次性餐具在农村的普及，在更为微观的领域潜移默化的改变着农民的社会关系认知。一次性餐具构筑了洁净与不洁的区隔，并转而通过更为“礼貌”的就餐仪式得以表达。乡土社会中的“礼”进一步的表面化了。
三
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当前农村的一次性餐具远不能说是更为“卫生”的。农民显然管不了这么多。在农民的心目中，洁净仍然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在自己人内部，不存在洁净与否的问题。只有到了更为扩大的单位，洁净与否，才成为一个需要去面对的社会学意义上的问题。
一次性餐具在农村普及的动力学机制，我以为应该要越来越从一次性餐具所建构的卫生观及升华而来的礼貌观念去理解。我不认为一个“懒”字便足以充分揭示这些方便碗筷在农村中的肆虐的原因，相反，正如一次性餐具从酒席进入更为日常化的生活一样，农民也可以超越实用主义的逻辑，而赋予一次性餐具以建构社会关系的意义。
